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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平衡、平等和可持续。”这是约瑟夫·斯蒂格利茨一直强调的发展概念。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,他在3月18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“2012中国发展论坛”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。对中国来说,首先要不断创造大量的城市就业机会,进一步提高中国公民的生活质量和福祉,但“只增长gdp”的理论是不可接受的。 “7.5的增长水平很高”[h/]“如果美国和欧洲能够实现7.5%的经济增长率,他们简直太高兴了。”斯蒂格利茨说过。至于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7.5%,他认为这一增长水平已经很高了。“因为中国近年来增长很快,现在每个人都会觉得7.5%的经济增长率不是特别高。事实上,这一增长率仍然很高。”同时,他认为,中国一贯采取稳健财政政策,现在已经积累了较好的经济资源,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十分重要。 “中国有许多扩大内需的机会。同样重要的是,消费增长可以更好地保证政府在卫生、医疗、教育和就业方面的支出,并促进一些隐性支出,如扶贫。他说:“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实际上起着双重红利的作用。一方面,它有助于改善人民的福祉,同时,如果设计合理,它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。 “GDP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指标” “GDP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,我认为它应该与其他指标结合起来。”斯蒂格利茨这么说。他认为良好经济增长的特征之一是可持续性。因此,经济可持续性、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都非常重要。他认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增加发展的平衡和平等,提高人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也非常重要。"提高生活水平是衡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."在他看来,面对危机,美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它在经济上不可持续。他希望中国的发展可以作为一个警示,在促进消费的过程中,应该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。“我认为中国应该改变消费模式,西方国家也应该改变消费模式,两者必须携手并进,否则就不会成功。”因此,消费增长一方面对经济增长很重要,另一方面在确保增长的同时改变消费模式,从而使消费模式更具可持续性。” “政府的作用不是在缩小,而是在改变。” 政府30年前所做的工作与现在所做的完全不同,但它仍然必须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,这一点保持不变。”斯蒂格利茨说。他说,如果中国目前的结构调整仅仅依靠市场,那它就不是完美的。它应该包括一些相关的劳动力政策,再培训政策,然后转移产业,包括允许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进入一些新的领域,发挥更重要的作用。 “许多关键的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增加对研发、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投资,因此这不是要减少政府的作用,而是要改变政府的作用。”他说。他认为,应该对新的监管框架进行更多的体制改革,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首先,我们需要一个有效和强大的市场监管,因为市场本身是不够的。其次,公司治理仍需要更强有力的监管规则。第三,我们需要强有力的竞争政策。市场、政府和民间社会的作用也应该改变。一方面,我们应该改变政府的角色,进而改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,同时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 “新秩序需要新的变化”[h/]“一个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出现。这种新秩序的出现要求中国做出进一步的改变。当然,这个过程可能不容易。斯蒂格利茨说,在新的货币机制下,需要一种全球储备货币。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,它也将是解决建立全球新秩序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。他建议中国应该实现一种新的增长模式,这种模式主要是基于国内需求和地方创新的增长模式。与此同时,他还表示,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,西方社会的旧运作模式更注重节省劳动力,而不是节约成本或自然资源。因此,中国实现资源自治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“中国的改革议程不仅能成功解决中国在全球经济中面临的问题,包括欧洲经济放缓和美国的赤字问题。”同时,它还可以帮助中国调整自身结构,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,并使相关利益得到更广泛的分享。他最后说了这话。

标题:斯蒂格利茨:“唯GDP增长论”要不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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